四川宜宾“大黑帮”纪实(十七)

  当时黄毛毛还没有逃跑,黄毛毛手下的众多小弟还滞留在宜宾。隋文昌手下的众多打手还在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如果警方在这个时候收网,这应该说是酒美肉肥的一顿盛餐。

  倘若案件已有实质性的进展,倘若我们手里把握了黄毛毛乃至他手下小弟的犯罪证据,这当然是逮捕他们的绝无仅有的大好时机。

  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也就是说,就当时而言,我们并不具备实施大拘捕的条件。

  其二,社会上的黑道亡命徒,参加这类活动都会携带武器,一方面他们惧怕公安,另一方面又担心遭人暗算,警惕性极高,重要人物一般都是露过面即走,留下来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外围人员。

  其三,隋文昌被杀已经过了五天,其团伙内部的情绪应该有所缓解,但随着为隋文昌做丧,他们的情绪可能发生较大反弹。警方把控制场面作为头号任务是正确的,盲目抓捕,很可能引发犯罪团伙间以及团伙与警方的暴力冲突。

  时间给我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3月30日,泸州警方由杜副局长带队来到宜宾,提供了泸州“3。27”凶杀案的详细资料,第二天,即3月31日下午,宜宾警方捕获周玉祥。31日晚上,审讯获得突破……在成都,警方3月31日深夜获得珠峰宾馆的信息,4月1日凌晨抓人——而隋文昌的丧事自30日下午 5时始,至31日早晨结束。换句线”案件的重大线索,比隋文昌的大出殡,晚了10—24小时。

  在各方情况明了之后,陈国富副局长经请示局党委及省厅侦察局,发布了对组织参加“3。31”大出殡的人员进行拘留审查的命令,此时,黄毛毛团伙的主要成员、隋文昌团伙的主要成员,均已逃离了宜宾。

  陈剑洪、王刚等人于3月22日乘飞机飞往北京“旅游”。纪晓华于3月28日离开的宜宾。纪晓华走前,黄毛毛拿出一口袋钱,大约有十几万,要他出去“跑滩”,纪晓华仅从中拿了两万元,告诉毛毛,他够用了。黄毛毛本人3月30日晚上去隋文昌灵堂吊唁之后,立即离开宜宾。黄毛毛手下人员于志军、王刚、李山等人,均于30日深夜逃离宜宾。陈剑洪等人自北京返回宜宾途中,听到消息,滞留在成都,向“家”中要钱继续在外“跑滩”。穆三毛只身逃往云南。而黄毛毛及手下骨干人员如汤泉、陈剑洪等人的亲属,早在“3。19”案发生前,便被安排到新马泰旅游,此时均不在宜宾。

  隋文昌集团的主要成员宋亚平、郝四、赵茗、及杨威、杨猛等人,在为隋文昌做完丧事之后,也全部“失踪”,或逃往外地,或在宜宾周围各县藏匿起来。

  宜宾、泸州两地公安机关对“3。19”、“3。25”案,及“3。27”案各自立案。按照本地案件的案发情况、侦察条件、获取的线索,各自进行部署,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宜宾两案,牵涉社会上几大带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泸州案就案件本身来说,是当地建国以来第一起涉及军用杀人案,两地公安机关都非常重视,两地案件都在省厅挂了号,为省厅挂牌的督办案件。两地案件越走越近,两地公安人员已在成都会师。并案已成为必然。

  为协调两地关系,推进侦察工作顺利开展,省厅侦察局在黄建华副局长的主持下召开了有省厅侦察局、宜宾市公安局、泸州市公安局三家参加的工作会议。

  泸州的孙仲文、叶浩两位副支队长已在成都,省厅通知泸州刑警支队支队长王定全来成都开会,同时通知宜宾市局刑警支队郑易支队长、翠屏分局程忠实副局长、刑警大队杨光大队长来省厅参加工作会议。

  会上,两地分别汇报了案情和侦察工作进展情况。此时,涉黑团伙头目隋文昌大出殡的消息已传到成都。省厅有关领导对此十分重视,指示宜宾公安局要以“3。25”案及“3。31”大出殡为突破口,加大打击力度,全力追捕涉案的犯罪嫌疑人。

  省厅认为,宜宾、泸州两地发生的案件,有内在的因果联系。泸州“3。27”案件,可以判定为宜宾两案的继发案件——汤泉为了掩盖其罪行,杀人灭口。两地案件,是同一个犯罪团伙所为,案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在宜宾,被害人也均在宜宾。因此,省厅侦察局决定,两地三案并案侦察。省厅在充分肯定泸州方面的工作的基础上,本着对侦察工作有利的原则,确定了案件的管辖范围。省厅决定两地案件总称为“3。25”系列案件,案件由宜宾市公安局主办,泸州公安局协办,省厅督办。

  泸州方面尊重省厅的决定,将“3。27”案前期形成的有关材料全部移交给宜宾警方;把在成都抓获的四名犯罪嫌疑人移交宜宾警方带回;把侦察工作中提取的犯罪证据材料移交给宜宾警方。

  三、规定了此案的纪律:凡是已经采取拘留以上措施的人员,变更措施要经省厅批准。

  四、专案队伍要精干,专案组成员要认真审查,凡与犯罪团伙成员关系不清的人员,应当回避。

  五、厅侦察局成立专门班子。侦察局为黄建华副局长,侦察处为庞雪明副处长,大案科为侦察员王强,三人间实行垂直领导,单线指挥,不与任何人发生横向联系。

  这次会议的主要收获有三点,第一,决定并案,捋清了案件的管辖范围,便于统一指挥;第二,确定了单线垂直领导的工作模式,规定了保密纪律;第三,把改变拘留以上措施的权力收归省厅,这一方面加强省侦察局的监督力度,同时也是为基层公安机关撑腰,是减少干扰的一项有效措施。

  泸州刑警支队在省厅九处和刑侦局的大力支持下,一举在成都珠江宾馆抓获于志军、王刚、李山、史某某等四人,关押在成都看守所,并连夜进行了突审。

  4月1日,省厅联席会议后,泸州警方把已抓捕的犯罪嫌疑人移交宜宾警方。宜宾市局派分局李玉文中队和巡警一大队,用专车把犯罪嫌疑人押回宜宾。为防止串供,仍采取了分散羁押的办法。汤泉仍关押在屏山县看守所,于志军、李山押在宜宾县看守所,王刚送到在南溪县看守所。隋文昌的姘妇孙玲玲,转移到宜宾县看守所女号看押。

  于志军,29岁,工人家庭出身,母亡故。1998年春曾在象鼻镇打架伤人,赔偿医药费一万元。同年10月,在宜宾市安阜镇与张伟一起,在斗殴中将李昌华打死。于志军前期为隋文昌团伙的重要成员,1999年后,投靠黄毛毛,又成为黄毛毛团伙的重要成员。

  据于志军交代,他与陈剑洪、宋某、王刚、纪晓华准备一起上北京,订好22日的机票后,纪晓华因故未走。于志军因赌帐未收上来,也滞留在宜宾。

  3月23日,于志军在红珊瑚茶房的赌场里看见纪晓华,问起上北京之事,纪晓华并未露线日,于志军打电话给陈剑洪,陈剑洪等人正在北京天坛公园游玩。

  3月30日,陈剑洪给于志军打电话,告诉说,他们已回到成都。于志军马上告诉他:“宜宾现在很乱,文昌死后,公安局到处抓人,宜宾不能回来,我和李山马上就走。”陈剑洪说:“等你过来再和我联系,我们在成都见面。”

  因此,于志军在红珊瑚茶房打电话给宋某的女友蝴蝶,蝴蝶拿一万元交给于志军。于志军也向自己的女友的母亲借款二万元,自筹二万元,作为此次“旅游”的费用,把钱装在一只密码箱内。

  密码箱里还有一串汽车钥匙,钥匙是汤泉的。3月27日汤泉到公安局“自首”前,就把兰鸟车交给于志军保管。这几日,于志军开着兰鸟车,在宜宾市里风光了几天。

  30日晚上10点,于志军和李山在宜宾叙府宾馆门前花 900元包了辆桑塔纳轿车,开到成都。下高速公路时,他和陈剑洪联系上。当时陈剑洪在成都的“零点酒吧”唱歌、喝啤酒。陈剑洪叫他们过去。于志军说:“我们带着行李,过去不方便。”问清他们住在珠峰宾馆,就先到宾馆,用李山的假士兵证登记了房间。这个假士兵证和纪晓华的证件一样,均为假军人阎学礼的“作品”。

  于志军并不知道隋文昌被杀内幕,他是交叉人物,与黄毛毛与隋文昌,关系都不浅。

  于志军在宜宾也算个人物,是位终日泡赌场的“大耍”。于志军认识的五行八座闲杂人物极多,干娘、干姐、大师兄、小师妹一大群,数不胜数。他手下养着四五个小弟,经常在赌场里豪赌,同时放水,收水钱,追水帐。

  何琦就是于志军的小弟,另一个小弟叫娃娃。何琦被纪晓华杀害前,经常和娃娃在一起。

  于志军近日赌事不畅,在红珊瑚茶房赌钱,他做庄输掉二十四万。接下来由夜明珠茶楼老板坐庄,他押闲又输掉十余万。转天与象鼻镇一位老板连手坐庄,结果更惨,两人输掉近七十万,每人三十几万。后来另一位姓周的老板坐庄,他扳回十五万。晚上,他和女友一起去地平线茶楼小耍,赢回四万。前后平帐,这几日一共输掉四十二万,其中欠水债二十七万。

  于志军说,他离开宜宾也是为了躲水债,时间拖久了,再来再去讲清,只还本钱。其实这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得到消息——有人告诉他,由于隋文昌被杀,公安局要把宜宾所有有底案的人全抓起来。于志军负有命案,曾与张伟一起,把李昌华打死。此外,他受黄毛毛之命,骑摩托车追杀七鼓眼,是重要杀手之一。得此消息,立刻筹款外逃……

  王刚,26岁,他原与于志军在同一家工厂上班,是师兄师弟。离职后,于志军介绍王刚到隋文昌在长宁县开的赌场,帮隋文昌看场子,每月拿薪水和奖金。那时,隋文昌对他很器重,没钱花便可以找昌哥要。后来,于志军盘下一家卡拉OK厅,请王刚过去帮忙。这边生意一忙抽不出身,王刚也就没时间去给文昌做事。但隋文昌怀念旧情,时常喊人到他们的OK厅来消费,关照他们的生意。

  据王刚说,他与隋文昌关系走淡,是为了一件他所“看不起”的小事。他有个朋友,叫小狐狸。一次,隋文昌喝多了酒,在迪吧里看中小狐狸的女友,非要霸占人家。小狐狸很憋气,把自己灌醉之后,提刀要去杀文昌,被王刚死死按住。虽然如此,王刚认为文昌这件事做得过了分,以后渐渐不愿再与他往来。

  这是情结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于志军倒向了黄毛毛。他与于志军交情很铁,他自然也会跟着于志军,倒向黄毛毛的。

  事情的复杂性在于:原本是王刚的小弟的小狐狸,与隋文昌闹了场“大不敬”的矛盾,后来却跟定了昌哥。而原来跟着昌哥的瓶瓶,却脱离了隋文昌,跟上了王刚。王刚为他买手机,当作自己的小弟养了起来。

  王刚也参与了黄毛毛布置的对七鼓眼的追杀,第二次,他把手下的瓶瓶介绍过去。

  王刚3月22日和陈剑洪、宋某一起飞到北京,住在王府井大饭店。他们在北京住了八天,长城、故宫等旅游景点转了一遭,晚上到阳光夜总会消费,泡小姐。外出游玩也把小姐带在身边,好好地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了一番。

  3月29日回到成都,陈剑洪和纪晓华联系上,大家一起住进珠峰宾馆。见到纪晓华之后,陈剑洪、王刚等人才知道出去这几日,宜宾已发生诸多事情。

  陈剑洪又打电话与于志军联络,摸摸“家里”的形势。果然,于志军说:“不要回宜宾,宜宾现在乱得很,公安局到处抓人。”陈剑洪等人当即决定,在成都等候他们过来。大家见见面,把资金备足,继续在外地漂游。

  3月30日,陈剑洪、纪晓华、王刚、宋某四人晚上出去,在“零点迪吧”唱歌,喝啤酒,吃串串香消谴。

  午夜之后,于志军等人抵达成都,给陈剑洪打通电话。宋某先过去,帮于志军他们登记了房间。又返回来,在迪吧玩到凌晨。大抵是商量这次“旅游”的目的地。于志军想去北京,陈剑洪诸人因刚从北京返回,欲去广州,没最后拿定主意。天将明时,几人回到珠峰宾馆睡觉。

  3月31日,临近中午,大家陆续起床。先到八宝街去吃牛肉面,接着又到人民商场转了一圈,于志军买了些用品。这期间陈剑洪接到一个电话。回到宾馆,他和纪晓华突然决定先走。

  纪晓华对于志军说:“你们不是带了几万块钱吗,借我一万,我和剑洪有事,先走一步。”

  于志军便从他的密码箱里拿出一万块钱,交给纪晓华。纪晓华和陈剑洪两人整理好行李,下午三点离开宾馆。

  不好判断二人提前离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据于志军、王刚、李彬交代,二人的决定十分突然,他们也觉得事情蹊跷。不过,按行里的规矩,“出去做事”,是谁也不好多问什么的。

  纪晓华、陈剑洪走后,李山觉得减少一万元经费有些紧张,便打电话给留在宜宾的史某某。史某当天晚上赶到成都珠峰宾馆,给他们把钱送过来。

  李山32岁,曾因抢劫罪被判刑四年。他比于志军、王刚都要大些,但地位没有他们高。他平日也在赌场里耍。因年龄关系,自认为与隋文昌、黄毛毛都有交情。李山身有积案。1999年,他帮一“朋友”讨要债务,索回一批白酒。他委托另一“朋友”大蚊子贩给重庆一酒贩子。但货款始终没付。李山怀疑大蚊子做扣,把他酒钱黑下了。几经交涉,大蚊子百般抵赖,反称那批酒是假酒,被工商没收。李山激愤之中找到狱友赵强,带了几名弟兄找到大蚊子的家,把大蚊子、小蚊子一顿乱刀,统统砍伤。大蚊子第二天报案,李山此案并未了结。

  省厅决定泸州案与宜宾案并案侦察,宜宾市局郑易支队长返回宜宾后立即把省厅会议精神向主持此案侦察工作的陈国富副局长做了汇报。按照省厅要求,第一件大事就是追捕要犯纪晓华。

  市局党委和支队领导研究决定,指派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全国优秀民警季克俭和翠屏区刑警大队侦察员杨静二人前往省厅,领受追捕纪晓华、陈剑洪的任务(当时我们已经获悉,纪晓华和陈剑洪在一起。)

  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季克俭、杨静接受任务时,并不知道具体工作细节。他们被要求:除接受指挥部直接指挥人员的指令外,与原部门、原领导及任何其他人员均不得发生联系,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他们工作任务的内容和目的地。对家属只能称出差,不得透露出差地点。到外地之后,不得与任何与任务无关的人员通电话。

  实践证明,在打黑,特别是在追捕涉黑团伙成员的过程中,这样的纪律非常必要。这并不会撮伤办案人员的积极性,也不会伤害原单位同事、原单位领导的感情,完全能够被基层和各级领导理解、接受。这样做,除了对办案有利,还有几个好处:一,任务单纯,办案人员易于集中精力,提高工作效率;二、对“无关”的事情,知道得越少,压力就越小,干扰也越小,办案人员没有工作顾虑;三、严格的保密纪律,本身就能刺激办案人员的荣誉感和责任心;四、避免其他人员“走透消息”,保护我们的队伍,减少犯错误的可能性。

  季克俭、杨静二人4月2日赶到成都,立刻与省厅专案人员王强取得联系,汇报了他们所掌握的纪晓华、陈剑洪的个人资料,包括二人的具体身份、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照片等,以及纪晓华手中持有化名为王勇的某部队的假士兵证等情况。

  王强、季克俭等人通过调查获悉,纪晓华、陈剑洪等人,除珠峰宾馆外,在成都还有另一个落脚点——蜀汉宾馆。

  4月3日,王强、季克俭、杨静到蜀汉宾馆进行调查,未发现纪晓华、陈剑洪的行踪。

  第一追捕小组与宜宾指挥部联系,指挥部在突审于志军等人时获悉,陈剑洪曾有过南下广州的意图。其他情报线索也反映出,二人有可能已经前往广州。结合时间、飞机航班、火车车次等因素综合分析,警方认为,纪晓华二人未坐飞机,很可能于4月1日下午,乘坐火车离开成都,经贵州前往广州。其目的地应是广州。

  宜宾指挥部中心组郑易指示,季克俭等人应立即前往广州追捕二犯,并提示他们注意,对方可能持有军用。

  4月3日中午,王强、季克俭、省厅九处胡勇三人登机,于下午五点抵达广州白云机场。

  当晚,王强、季克俭等人便与广东省厅大案处取得联系,通报了案情。省厅派人接待,把他们安置在省厅招待所休息。

  4月4日上午,追捕小组向省厅大案处详细汇报了“3。25”系列案件的案情及被追捕人情况。大案处非常重视,立即抽调警力,协助追捕小组,展开调查工作。

  在黄毛毛的“公司”,汤泉专横跋扈惯了,与警方打交道,他常常也是趾高气扬。在他看来,跟毛哥作对的人,杀几个算不得什么,这是黑道上的事情,自有黑道的解决办法。他也非常相信黄毛毛,毛哥要他到公安局自首,把出租车的事情讲清楚。他知道,毛哥肯定已经把背后的工作做稳妥了,公安就是去抓,也抓不出什么东西,到时候只能放人。

  以前也是这样,出了事情,毛哥那里做做手脚,跟公安局摆平关系,也就化险为夷了。多年来他们的路,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3月25日下午六点,汤泉在宜宾华荣大酒店里接到于志军打来的电话。于志军说:“昌哥又出事了,这回够呛,身上中了七八枪。我们几个在沁源茶楼正在商议,要不要过去看看?”汤泉说:“我这会子有事,过不去的。”说着就把电话挂断了。

  当天晚上,汤泉在华荣大酒店吃晚饭,他的精神很好。吃饭的时候,听着周围人都在议论:隋文昌被人打死了,同时打死的还有一个叫张一兵的娃。

  饭后,汤泉接到一个秘密电话,是刘丹打过来的。刘丹说:“汤二哥,你在哪儿,我和小王二娃在二二四电厂这地方等你。”

  汤泉立刻开车过去,在电厂附近转了转,路边站出两个人来。汤泉让他们上车,没再多问什么,从包里掏出两万块钱,给他们每人一万。然后两下分手。

  汤泉开着兰鸟车在街上逛,连续打了两个电话,然后把车开到南门桥下滨江路地下停车场。等了片刻,一个叫雷向军的年轻人来到停车场。雷向军和他打过招呼,启动不远处的一辆红夏利出租车。

  两辆车一前一后,开到冠英街,雷向军把夏利车在路边停好,从车上提下两个包,一个包沉甸甸的,另一个是旅行包。他走过来,上了汤泉的车。

  汤泉把雷向军送到某酒业公司刘老板的家,雷向军提着装枪的大包下车,汤泉也跟着下来,看着他把包藏好,然后对他说:“你过去,把刘丹的旅行包捎给他。”

  一切都安排妥当,汤泉打算去洗个澡,彻底放松一下。然而,晚上 9点钟,他刚刚与雷向军分手,就接到谷明的电话。

  谷明问:“出了什么事,我们出租车公司打两道电话到我家,问今天下午我的车子是哪个开的?”